第二章
丰富了中医的基本理论
《金匮要略》创立了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杂病证治理论，如开卷即以“脏腑经络”为总纲立论。创立了发病学的内因、外因、不内外因的病因学说，为后世三因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；创立了病下设证、证下设方、以证为主、病证结合的证治方法与理论，如每篇以“某某病脉证并治”为名具体论治；在发展“治未病”中，创立了脏腑间的防传理论及虚实异治的方法，如“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实脾”“夫肝之病，补用酸，助用焦苦，益用甘味之药调之。……肝虚则用此法，实则不在用之”；创立了具体疾病的证治理论，如虚劳病，主张甘温扶阳之法以治虚劳；对痰饮病，提出了“病痰饮者，当以温药和之”的治疗原则；对水气病，提出了“诸有水者，腰以下肿，当利小便，腰以上肿，当发汗”的治疗原则；对黄疸病，提出了“诸病黄家，但当利其小便”的重要治法；对湿性腹泻，提出了“小便不利，大便反快，但当利其小便”的急开支河之法，为后世“利小便，则实大便”的治法奠定了基础；对寒实内结，以大黄附子汤寒热配伍，开后世“温下”治法之先河。诸理论的提出与运用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理论。
加强了中医诊断学的建设
《内经》的诊法内容已相当丰富，并提出了“四诊”。而《金匮要略》在诊治杂病的过程中则将诊法进一步具体化、实用化。《内经》论诊法为系统理论，而《金匮要略》论诊法多体现在诊治具体病证之中。其应用丰富多彩,望诊、闻诊、问诊、脉诊、触诊等诊法一应俱全，且运用灵活。如望诊，即有望面色、望鼻头、望眼神、望唇、望齿、望舌、望发、望脉动、望肢体、望形态、望神态、望呼吸等，诸种不同。如望形态，又有角弓反张、口眼僻、半身不遂、面肿眼肿、腹大如敦等具体之诊。其主张随诊而用，四诊合参，不拘一格，如“寸口脉动者，因其王时而动，假令肝王色青，四时各随其色。肝色青而反色白，非其时色脉，皆当病”即指诊脉要与时令、望诊之气色相参；又主张诊法要抓主症，往往一症一脉即可诊断病证性质，如“咳唾腥臭，吐如米粥”者为肺痈，卒厥“脉脱，入脏即死，入腑即愈”，主张通过诊法，进行病证鉴别；如病人腹满，“按之不痛为虚，痛者为实”，“腹满时减，复如故为虚”，“腹满不减，减不足言为实”，即通过触诊了解病人的感知，进一步诊断腹满的性质。有时也设无病症状进行鉴别，如饮食如故、口不渴、无热、不恶风、小便自利等。仲景还发明了一些特殊病状的诊法，如“心下有留饮，背寒冷如掌大”，病人感到背部发凉如手掌大，即可诊断为心下留饮病；“腹不满，其人言我满，为有瘀血”，即医者难查出病症，而病人自感有病时，则为内有瘀血。《金匮要略》论脉内容丰富，与《伤寒论》共论脉26种，为王叔和选取24种脉编篡《脉经》奠定了基础。在辨证上，《伤寒论》创立了六经辨证体系，《金匮要略》创立了脏腑辨证体系，二者虽无八纲辨证之名，确有八纲辨证之实，对中医诊断学的建设具重要作用。
奠定了“证治”的治病核心
《内经》强调“治病求本”和“求其属”。“本”为病之本质，也指阴阳；“属”为归属，也指病之本质。此时尚无“证”的概念。患病后出现一些症候，也称症状，医生通过诊法获取患病资料，如脉象、舌象等。张仲景创造性地将这些资料加以病机概括，提出了“证”的概念。“证”包括了病因、病性、病程、病理机制，是一抽象的概括和高度总结。“治”包括治法和方药。中医随“证”而治，无论疾病再多，变化万千，有了执简驭繁的方法，证清则治法明。“证治”的概念，是张仲景的一大发明和创造，它奠定了整个中医治病的核心。故柯韵伯说：“仲景制方，不拘病之命名，唯求证之切当，知其机，得其情，凡中风、伤寒、杂病，宜主某方，随手拈来，无不活法。”故仲景每篇篇名“病”下言“证”，“证”下言“治”，具体治疗每一疾病，无不皆然。获得“证”之诊断，则以“辨”概之；随证变化而治称为“随证治之”。其本质即具体情况、具体分析、具体治疗。有病自有证，辨证后才能治病。证对病言，病是主体，证是变化，病不变而证常变；病有定位而证有专指，一脏一腑，一筋一骨，固定不移，或肺病，或胃病，或关节病，而只有对病辨证，才能把握病的本质，故仲景称自己的临床实践为“平脉辨证”。证对治言，有证则有法，有法自有方与药，是不言法而法在证中，不言药而药在方中。只要抓住了证，即可见病知源，病虽多种，千变万端，症状百出，再难亦易，再多也少；药非万数，一增一损，皆合规矩，而治无不效。
树立了方药治杂病的典范
《金匮要略》实现了方药在杂病中广泛的具体运用。它组方严谨，用药精练，加减灵活，药法讲究，实用效宏，为后世推崇。在组方上，据证立法，以法统方，每方紧扣病证，结构完整；配伍用药，主次有序，突出主治用药，直切病证。在用药上，注重专病用专药、一药多用；重视药物气味性用的不同、药物性情特点及使用的差异，善于用利远弊。在配伍上，重视药物性味与五行属性的配伍、异类药相须相使的配伍，包括寒热、虚实补泻、气血津液、性味取用等各种具体配伍方法。在加减上，有主方兼证加减、合方加减、主药改变加减，形式有方内、方外加减，皆演化新方，以应证情所需。在用量上，有常量、大量、小量的不同，常根据病证需要、组方配伍、制方大小、未治已治误治、体质年龄、药性缓烈等因素而采用不同药量，同时注意全方药量比例，使其协调统一。在炮制上，有净制、碎制、洗渍、火制等制法，如火制包括炙、炒、熬、调护等，皆各有定制，曲尽其意。徐灵胎说：“古圣人之立方，不过四五味而已，其审药性，至精至当，其察病情，至真至确，方中所用之药，必准对其病，而无毫发之差，无一味泛用之药，且能以一药兼治数证，故其味少而无症不该。”《金匮要略》开启方药治各科杂病的先河，为后世树立了典范。
垂范后世为中医教育经典
仲景垂范后世，为中医教育之师。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作为中医的重要教材，为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历代医家无不精心研究，从中撷取精华，以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，并以此发展各自的学说。南北朝名医陶弘景说：“唯张仲景一部，最为众方之祖。”张元素说：“仲景药为万世法，号群方之祖，治杂病若神，后之医者，宗《内经》法，学仲景心，可以为师矣！”朱丹溪说：“仲景诸方，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，后世欲为方圆平直者，必于此取则焉。”王海藏于《此事难知》说：“余读医书几十载矣，所仰慕者，仲景一书为优焉。”其于《汤液本草》说：“仲景为群方之祖也。”文潞公《药准》云：“昔唐宋以来，得医之名者，如王叔和、葛洪、孙思邈、范汪、胡洽、朱奉议、王朝奉、钱仲阳、成无己、陈无择辈，其议论方，定增减变易，千状万态，无有一毫不出于仲景者。金域百有余载，有洁古老人张元素，遇至人传祖方不传之妙法，嗣是其子云岐子张璧、东垣先生李杲明之，皆祖长沙张仲景《汤液》，惜乎！世莫能有知者。予受业于东垣老人，故敢以题。”具体到方药，如李东垣以仲景甘温建中法理发展脾胃学说；朱丹溪著《局方发挥》，常以其理论与方药详述《局方发挥》之弊，其名言“白术、黄芩为安胎圣药”，即由其妊娠养胎之当归散用白术、黄芩而得；唐容川论治血四法，将仲景泻心汤作为止血第一方，并演创新方；张锡纯从泻心汤创制秘红丹……，可谓不胜枚举。清代官修教科书《医宗金鉴》，将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作为主要教材，《正订仲景全书·伤寒论注·金匮要略注》列在其首。医院校皆将其作为学习的主要教材。
四、学习《金匮要略》的注意事项
要熟读原文，注意文法特点
首先要读通、读懂原文。在熟读基础上，对其学术思想、基本内容、病证特点、方药运用等熟练掌握。对重点条文，特别是带方药的条文要达到背诵的程度。由于原著为汉代书籍，文辞古奥，言简意赅，原著中有许多省文、倒装、夹注、互备、约略等文法，学习时应注意其文法特点。省文，为某些本该叙述的语句被省略，要根据上下文义补出。如《痰饮咳嗽病》篇“病者脉伏，其人欲自利，利反快，虽利，心下续坚满……”，从“心下续坚满”句，可确定“病者脉伏”句下，应有“心下坚满”的症状存在。倒装，即句子的语序颠倒排列。如《水气病》篇“里水者，一身面目黄肿，其脉沉，小便不利，故令病水。假如小便自利，此亡津液，故令渴也，越婢加术汤主之”，“越婢加术汤主之”应接在“故令病水”句下，为对里水的治疗；假如小便自利而渴，为亡津液之征，则不宜用此方，为倒装文法。夹注，为在叙述中夹有注解和解释。如《妇人产后病》篇“产妇郁冒，其脉微弱，呕不能食，大便反坚，但头汗出。所以然者，血虚而厥，厥而必冒。冒家欲解，必大汗出。以血虚下厥，孤阳上出，故头汗出。所以产妇喜汗出者，亡阴血虚，阳气独盛，故当汗出，阴阳乃复。大便坚，呕不能食，小柴胡汤主之”，从“所以然者”到“阴阳乃复”，为层层注释产后郁冒如何发病、如何才能病愈的机制。互备，为两句话互相兼备其意。如《中风历节病》篇“营气不通，卫不独行，营卫俱微”，即营卫之气不通，营卫俱微。约略，为简约和省略。如《痰饮咳嗽病》篇“夫有支饮家，咳烦胸中痛者，不卒死，至一百日，或一岁，宜十枣汤”，“至一百日，或一岁”是约略病程之长，非指具体日数。
要于无字之处求字，注意方证互测
陈修园说：“读仲景书，当于无字之处求字，无方之处求方，才可谓之能读。”柯琴说：“读仲景书，不仅知其正面，须知其反面，应知其侧面，看出底板。”《金匮要略》原文精简省略，当于无字之处求之。如《腹满寒疝宿食病》篇“痛而闭者，厚朴三物汤主之”，因该篇论腹满，故腹满之症略之未言，且为主症。若非腹满为主，而以腹痛、大便闭坚为主，则当用承气汤，厚朴为主药之厚朴三物汤即不必设也。有些原文，有证而无方，或有方而无证，此时则要以方测证，或以证测方。尤其要注重以方测证，即从方药中推断出病证，知其脉症。如《腹满寒疝宿食病》篇“寒气厥逆，赤丸主之”，“寒气厥逆”，证不甚明，药用赤丸方组成，当知寒饮结聚下焦，证属阴寒内盛，脾肾阳虚，饮阻阳郁，寒饮上逆所致。故手足逆冷，小腹冷痛，脐下悸动，恶心呕吐，脉沉紧等均为临床表现。又如该篇“腹中寒气，雷鸣切痛，胸胁逆满，呕吐，附子粳米汤主之”，附子粳米汤由附子、半夏、甘草、大枣、粳米组成，粳米为炒熟半升，方中用附子说明寒气主要在肠或下焦，而非中焦。可见以方测证，在准确把握病证、病位方面起到了进一步认证的作用。如《痰饮咳嗽病》篇“脉沉而弦者，悬饮内痛”“病悬饮者，十枣汤主之”，前者“悬饮内痛”，即使无方，也知用十枣汤治疗，即是以证测方的简单例子。
要前后联系，注意归纳对比总结
归纳对比总结，是学好《金匮要略》最重要的方法。若能在读通、读熟条文的基础上下番功夫，前后归纳，对比总结，一定会收获颇丰，提高学习的效果。例如，肾气丸在书中出现5次，一治脚气上入，少腹不仁；二治虚劳腰痛，少腹拘急，小便不利；三治短气有微饮，当从小便去之；四治男子消渴，小便反多，以饮一斗，小便一斗；五治妇人转胞，不得弱者。5种病证，虽小便少或小便多，但病机皆为肾气虚，不能化气行水与固摄所致。将其归纳学习后，既掌握了所治病证，也理解了机制。又如姜与半夏之剂，小半夏汤中半夏用量多于生姜，治“诸呕吐，谷不得下者”；生姜半夏汤中生姜用量多于半夏，且所用为生姜汁，治饮气阻结于胸，“病人似喘不喘，似呕不呕，似哕不哕，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”；半夏干姜散为干姜，治脾阳虚、寒饮上逆之“干呕、吐逆、吐涎沫者”。仅姜即有生姜、生姜汁、干姜的不同。再如小承气汤、厚朴三物汤、厚朴大黄汤三方皆由大黄、枳实、厚朴组成，由于每一药的用量不同，三方所治病证、功效、方名各异。小承气汤为大黄四两、厚朴二两、枳实大者三枚，大黄为主药，主治大肠热结，或热结下利；厚朴三物汤为厚朴八两、大黄四两、枳实五枚，厚朴为主药，主治实热腹满；厚朴大黄汤为厚朴一尺、大黄六两、枳实四枚，厚朴、大黄为主药，主治支饮热结之胸满。再比如将苓桂术甘汤、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、五苓散、茯苓泽泻汤、泽泻汤、猪苓散、猪苓汤、桂苓五味甘草汤，甚至《伤寒论》中茯苓甘草汤归纳起来，对比各方药物有何出入、各治何证，加以总结，则便于记牢各方而不混淆。最好将病证、方药、用量、炮制和用法等总结一遍，以提高学习效率。
联系《伤寒论》，参考注家
《金匮要略》与《伤寒论》原为一书，有些条文互相补证，须结合学习，方能加深理解。如《消渴小便不利淋病》篇“脉浮，小便不利，微热，消渴者，宜利小便发汗，五苓散主之”和“脉浮，发热，渴欲饮水，小便不利者，猪苓汤主之”，两条文字虽有不同，但所述证候均为“脉浮”“发热”“口渴”“小便不利”4症，然在治疗上，为何前者用五苓散发汗利小便，后者用猪苓汤育阴利小便？若联系《太阳病》篇之五苓散证与《阳明病》篇之猪苓汤证，一为表证影响膀胱致小便不利，一为水热互结，伤阴致小便不利，两者易于区别。又如黄疸病，《黄疸病》篇有治表虚的桂枝加黄芪汤，《伤寒论》中有治表实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，二者结合起来，才能对黄疸表证的治疗更为全面。陈修园说：“《金匮要略》，张仲景治杂病之书也，与《伤寒论》相表里，然学者必先读《伤寒论》，再读此书，方能理会。”说明《伤寒论》与《金匮要略》关系密切，两书结合学习，才能相互促进。若有余力，可参考一些注家的解释，有利于加深对原文含义的理解。如《金匮玉函经二注》《金匮要略心典》《金匮要略本义》《金匮要略论注》《医宗金鉴·金匮要略注》等，均是很好的注本，可帮助学习。
另外，因《金匮要略》是一部临床实践性很强的著作，若能跟随有真才实学、对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能熟练运用的老师进行临床学习，对理解病证和方药运用将有很大帮助，也容易记住条文和方药。
五、《金匮要略》的注家与注本
《金匮要略》宋以后的流传，主要由各时期医家研究的著作所体现。为帮助学习，选择注本，将注家与注本列于下。
1．赵以德、周扬俊《金匮玉函经二注》赵以德，名良仁，以德为其字，号云居。元末明初时浙江浦江人。少习儒，通经史；师从丹溪，尽得其传，为浙中名医。著为《金匮方衍义》三卷，为《金匮要略》注疏第一人，以《内经》《难经》理论剖析原文，有关《伤寒论》的内容，参照成无己的《注解伤寒论》的注解来衍义，注有依据，释有渊源，说理透彻，深得仲景精义。但只留抄本，未有刻本，流传不广。周扬俊，字禹载，清代康熙时苏州人。少攻举子业，年近四十弃儒习医，师承喻嘉言，钻研仲景书十余年，认为“事不师古，其法不立；师古而不师圣人，其理不精”。周氏补注《金匮方衍义》，名曰《金匮玉函经二注》，共二十二卷，使赵文得以保存。周注文深入透彻，是高质量的注本。
2．喻昌《医门法律》喻昌，字嘉言，清初江西南昌人，文采斐然，对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研究精深。《医门法律》共分6卷，卷一阐述四诊、《内经》及仲景学说法律，卷二至卷六先列中寒、中风、热湿暑、伤燥，再据《金匮要略》篇名论杂病，分别列有疟证、痢疾、痰饮、咳嗽、关格、消渴、虚劳、水肿、黄疸、肺痈肺痿各门，论议并举，以病证论治法律对《金匮要略》证治方药进行阐发。初学者不宜先学此书。
3．徐忠可《金匮要略论注》徐彬，字忠可，清代康熙时浙江嘉兴人，为喻昌弟子。按明代徐镕本的次序注《金匮要略》，共24卷，先对原文正义为注，后剩义总括为论，并以眉批为补充，全书阐发精当、深刻平正，为时间早、价值高、影响大的注本。
4．程林《金匮要略直解》程林，字云来，别号静观居士，清代新安槐塘。
5．沈明宗《金匮要略编注》沈明宗，字目南，清代康熙时浙江桐乡人。《金匮要略编注》全书24卷，初名《张仲景金匮要略》，刊于年。年重刊时改为现名。沈氏认为世传之《金匮要略》刊本“编次失序”，“从来著书立言，必先纲领，次及条目”，于是重新编排，第1篇变动较大，将“夫人禀五常”条作序例，下分12类，为全书总纲，将方论部分串讲整理，使其条理，但释文新意不多。现有《中国医学大成》本，曹炳章将其改名为《沈注金匮要略》。
6．魏荔彤《金匮要略本义》魏荔彤，字念庭，号怀舫，清代康熙雍正时河北柏乡县人。早年攻儒，为饱学之士，曾任职漳州知府，中年患痿痹疾，潜心医学。他议论风生，条理清晰，对病机、治法、药物多有发明，见解精深，其《金匮要略本义》是学习《金匮要略》的一个好注本。
7．尤怡《金匮要略心典》尤怡，字在泾，号拙吾，晚号饮鹤山人，清代康熙雍正时长洲，现存十余种清刻本，上海中医学院基础理论教研组曾对此书进行校注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排印本。
8．黄坤载《金匮悬解》黄坤载，名玉璐，字元御，一字坤载，号研农，别号玉楸子，清代康熙乾隆时山东昌邑人。清代著名医学家，尊经派之代表，并为乾隆皇帝御医，乾隆亲书“妙悟岐黄”褒奖其学，以“仁道药济”概其一生。他博搜笺注，深入剖析，冰释旧疑，拓开新义，撰成《伤寒悬解》《金匮悬解》。《金匮悬解》共22卷，每篇之下从条文、病证拆分成多章，遇方则按方之顺序连号进行注解，通俗精当。该书刊于年。
9．李彣《金匮要略广注》李彣，字珥臣，清代康熙年间钱塘付梓行世。李氏根据《内经》理论，参考历代名医论著，结合自己的心得，逐篇逐条注释原文，注文贴切，论析精辟，说理深入浅出，文字优美流畅。该书虽流传不广，但《医宗金鉴·订正仲景全书·金匮要略注》多次引用，足见其价值。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据仅存的原刻初印本进行出版。
10．吴谦等《医宗金鉴·正订仲景全书·金匮要略注》吴谦，字六吉，清代雍正乾隆时安徽歙县人，宫廷御医，医院院判，对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研究精深。《医宗金鉴》由吴谦任总修官，于乾隆四年奉诏组织人员编纂，乾隆七年刊行。该书为清代唯一官修教材，其萃取历代注家精论，逐条注释、订正，力求中肯，是参考学习较多的注本。
11．陈修园《金匮要略浅注》陈修园，名念祖，字修园，又字良有，号慎修。清代乾隆时福建长乐人。陈氏采诸前贤如赵以德、徐彬、喻昌、尤在泾等注解精华，结合自己的心得著成《金匮要略浅注》。书中文辞简明，浅显易懂，阐发《金匮要略》精义甚多。《金匮要略浅注》共10卷，刊于清代嘉庆八年，是一好注本。
12．高学山《高注金匮要略》高学山，字汉峙，清代道光时会稽人。高氏融合前人学说，取众家精要，结合个人学习心得和临床实践，将《金匮要略》全面注释，对杂病病机、诊断、方义等阐析较详。先名《金匮要略注》，后改名为《高注金匮要略》。该书原稿共8卷，分为4册，末册佚失2页，近人王邈迖为之增补校订，于年由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。
13．唐容川《金匮要略浅注补正》唐容川，字宗海，清末民初四川彭县人。唐氏刻苦学习，知识渊博，精通《易经》，擅长医学，中进士前已“名闻三蜀”。唐氏推崇陈修园，但陈氏注解尚有缺误，深以为憾，遂对陈书予以补缺正误，加以发挥，有时用中西汇通观点诠释补正。《金匮要略浅注补正》全书共9卷，刊于光绪二十二年。
14．曹家达《金匮要略发微》曹家达，字颖甫、尹甫，号鹏南，别号拙巢老人，清末民初江苏江阴人。光绪二十一年。
15．黄竹斋《金匮要略集注》黄竹斋，名谦，又名维翰，字吉人，竹斋亦是其字，晚号中南山人，又号诚中子，陕西长安人。《金匮要略集注》撰于年，选辑前人有关《金匮要略》的注文，分为“正注”与“旁注”，整理归纳为集注本，并逐条加以论述。该书具有资料汇编性质，对前人的一些不当论点、注文不加评判地一概录引，缺乏个人见解。年后有排印本。
16．陆渊雷《金匮要略今释》陆彭年，字渊雷，江苏川沙，是近代注释《金匮要略》的好注本之一。
17．日本丹波元简《金匮玉函要略辑义》丹波元简采辑徐彬、程林、沈明宗、魏荔彤、《医宗金鉴·订正金匮要略注》等各家精义，结合自己的心得，用扎实的训诂知识与严谨的治学作风，逐条详考原文，阐析精义，著成《金匮玉函要略辑义》。书中方解部分，除选注诠释外，并参考古今方书增补了一些有效方剂。该书撰于年，共6卷，为《聿修堂医学丛书》及皇汉医学丛书之一，年后有排印本。是优秀的《金匮要略》注本。
18．日本丹波元坚《金匮玉函要略述义》丹波元简与丹波元坚为父子关系。元坚撰《金匮玉函要略述义》，又名《金匮要略述义》《金匮述义》。元坚认为其父所撰仍有缺漏与不足之处，遂采撷诸家方论，扩充经旨，将《金匮要略》原文以段落分注，补充了赵以德、周杨俊的《金匮要略二注》，朱光被的《金匮要略正义》，以及日本稻叶元熙、丹波元胤等诸家的观点，旁及其他汉方医学及本草学著作，结合自己的心得，予以阐发诠解。《金匮玉函要略述义》共3卷，撰于年，为《聿修堂医学丛书》之一，年后有排印本。该书亦为《金匮要略》优秀注本。
除以上所列，尚有卢之颐的《金匮要略注疏》，今已不见；朱光被的《金匮要略正义》，国内少见；日本有峻明藏本。常提及的有余无言的《金匮要略编释》、吴考槃的《金匮要略五十家注》。日本有名古屋玄医的《金匮要略注解》、山田正珍的《金匮要略集成》、谷其章的《金匮要略约说》、山田业广的新编《金匮要略方论集注》、喜多村直宽的《金匮要略疏义》、饭田养贤的《金匮要略方论考证》、浅里先醒的《伤寒金匮称量考》、正木先醒的《分量算考》等，共计10余部，在中国均流传不广。
新中国成立后亦出版了不少关于《金匮要略》的专著与教材，如秦伯未的《金匮要略简释》、任应秋的《金匮要略语译》、何任的《金匮要略新解》、陶葆荪的《金匮要略易解》、谭日强的《金匮要略浅述》、南京中医学院金匮教研组编著的《金匮要略译释》《金匮释义》《金匮教学参考资料》等。由李克光、杨百茀、殷品之、张谷才、医院校用第4版教材《金匮要略选读》与第5版教材《金匮要略讲义》，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《金匮要略》，普及面较广。
学习《金匮要略》，并不仅仅限于专门书籍，其他书籍也有论注精辟者。如邹澎的《本经疏证》，凡论一药，必先将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中有关此药的所有方剂进行统计、归纳分析，总括仲景用药来注疏《神农本草经》之药意，是学习方药的有益之作。王晋三的《绛雪园古方选注》是一方书，上卷分类论注仲景之方，可助学习仲景方药配伍与药法。张锡纯的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，理论造诣高深，临床实用性强，阐发仲景理论与方药甚精，且多有发明，很多论述远超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注家。吴瑭，人称温病学家，研究仲景精深细致，温病只是其建树的一面，在其所著《温病条辨》中，只要用心学习，则可体会到很多对《金匮要略》的认识与发明。如“解产难”有“产后三大证三论”；从产后郁冒病机用炙甘草汤创立一、二、三甲复脉汤与大、小定风珠，以治产后痉病；从王不留行散方后小注“如风寒，桑根勿取之”，强调外受风寒致肺热者不可妄用桑白皮，云“余因仲景先师风寒禁桑皮而悟入者也”等，对深入学习《金匮要略》给以启迪。学习中医学是一渐进过程，只有不断学习，不断积累，不断涉猎各家，才能进步。
《金匮要略》保留了张仲景诊治杂病的学术思想与内容。如不被王洙发现而佚失，不经林亿等人整理流传，仲景瑰宝将残缺不臻,今天只能成一传说。若无其效法良药，中医治疗内科病、妇科病等将无规矩准绳可循，难以想象这是何等场景！然《金匮要略》毕竟是年前的著作，又因散集简略，代革久远，辗转传抄，故书中有些内容不能正确解释。如“阳病十八，阴病十八，五脏病各有十八，六腑病也各有十八”；有的方药不全；有的有证无方，难免不足令人遗憾。但瑕不掩瑜，已足伟大！仲景学术，对中华民族与人类的贡献，足胜任何珍宝！我们要以严谨认真的态度，将书中内容学习好，运用好。
金匮要略方论序
张仲景为《伤寒杂病论》合十六卷，今世但传《伤寒论》十卷，杂病未见其书，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。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，于蠹简中得仲景《金匮玉函要略方》三卷：上则辨伤寒，中则论杂病，下则载其方，并疗妇人。乃录而传之士流，才数家耳。尝以对方证对者，施之于人，其效若神。然而或有证而无方，或有方而无证，救急治病，其有未备。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，臣奇先校定《伤寒论》，次校定《金匮玉函经》，今又校成此书，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，使仓卒之际，便于检用也。又采散在诸家之方，附于逐篇之末，以广其法。以其伤寒文多节略，故断自杂病以下，终于饮食禁忌，凡二十五篇，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，勒成上、中、下三卷，依旧名曰《金匮方论》。臣奇尝读《魏志·华佗传》云：“出书一卷曰：此书可以活人。”每观华佗凡所疗病，多尚奇怪，不合圣人之经，臣奇谓活人者，必仲景之书也。
大哉！炎农圣法，属我盛旦，恭惟主上，丕承大统，抚育元元，颁行方书，拯济疾苦，使和气盈溢，而万物莫不尽和矣。
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
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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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传上
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
论十三首脉证二首
本篇论述脏腑经络先后病的脉证,为全书概论。仲景根据《内经》《难经》的理论，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，从做好一个医生论起，对治未病、人之养生、人与天地相参、疾病分类，病邪致病规律、发病传变途径、病证先后次序、病因病机、诊法治则、预后预防等方面均举例进行了论述，并做了原则性提示。
脏腑为人体核心，经络运行全身气血、将人体内外各组织器官连成整体，在整个生命运动与发病过程中，脏腑与经络具有重要作用。经络有病可传入脏腑，病分先后，治有缓急，故开篇以脏腑经络为中心，以先后病为辨证论治纲领论述杂病。学好本书，必须先学好本篇。
一、治未病的意义
问曰：上工［1］治未病，何也？师曰：夫治未病［2］者，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实脾［3］，四季脾王［4］不受邪，即勿补之；中工不晓相传，见肝之病，不解实脾，惟治肝也。
夫肝之病，补用酸，助用焦苦，益用甘味之药调之。酸入肝，焦苦入心，甘入脾。脾能伤肾，肾气微弱，则水不行；水不行，则心火气盛；心火气盛，则伤肺；肺被伤，则金气不行；金气不行，则肝气盛，则肝自愈。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。肝虚则用此法，实则不在用之。
经曰“虚虚实实，补不足，损有余”，是其义也。余脏准此。
“酸入肝……则肝自愈”十五句，尤在泾等谓非仲景原文，系后人旁注误入正文。“伤肾”等“伤”字，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作“制”字。“虚虚实实”四字，据守山阁本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作“无虚虚，无实实”六字。《难经·八十一难》云：“无实实虚虚，损不足而益有余。”“准”邓崇文斋《仲景全书》为“隼”，明代赵刊本作“准”。
［1］上工：指技术高明的医生。工，指医生。古时将医生分为三等，上工、中工、下工。十个病人治好九个者为上工，治好七个者为中工，治好六个者为下工。上工能“治未病”，诊病能力极强，望诊切诊达到神而明的地步，能掌握最佳治疗时机，熟知治法，娴熟医理，能与天地相参，智达养生。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》：“上工救其萌芽，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，尽调不败而救之，故曰上工。”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》：“见其色，知其病，命曰明；按其脉，知其病，命曰神；问其病，知其处，命曰工……知三则神且明矣。”“善调尺者，不待于寸；善调脉者，不待于色，能参合而行者，可以为上工，上工十全九。”
［2］治未病：包括未病先防，既病防传，有病早治。此以肝为例，指治未病的脏腑。
［3］实脾：指调补脾脏之气。
［4］四季脾王：有两种认识。一为脾旺于四季之末各十八日。四季即春夏秋冬四季。即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》所说：“脾者土也，治中央。常以四时长四脏，各十八日寄治，不得独主于时也。”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；一季三个月，依次为孟月、仲月、季月。脾的旺时不在一个季中，分别旺于四季之中最后一个月的“季月”之末十八日，共七十二天。如张隐庵说：“春夏秋冬，肝心脾肺肾之所主也。土位中央灌溉于四脏，以此四季月中，是四时之中皆有土气，而不独主于时也。”一为一年四季，只要脾气旺盛之意。但以前者为是。“王”，通“旺”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旺”作“日往”，引申为兴隆繁盛。原文词义虽为前者，但临证意义可作“一年四季只要脾气旺盛”认识。
论治未病的意义。以肝为例，虚实对举，治法不同。
第1段：以肝病为例，论治未病的意义。问曰：技术高超的医生，具有“治未病”的能力，此指何意？答曰：“治未病”即预见性治疗。譬如见到肝病，则应知肝病会侵犯到脾，应先补脾，以防止肝病的传犯，即为“治未病”。“治未病”并非呆板地运用，若在四季脾气旺时，不受肝病的传犯，则无须补脾。技术一般的医生，不知脏腑五行相传之理，见到肝病，不能防患于未然，只知治疗肝病。此往往肝病未愈脾病又起，致两脏有病且使病情加重。说明“治未病”的重要性及意义。
肝病传脾，实脾防传，主要依据五行生克学说之理。脏腑之间，相互滋生，相互制约，一脏有病，可影响他脏，治疗必须照顾整体，以防止脏腑间的病邪传犯。何谓“传”？《素问·玉机真脏论》：“五脏受气于其所生，传之于其所胜。”“五脏相通，移皆有次。五脏有病，则各传其所胜。”《内经》所言五脏病之间的相传，主要按五行相克次序，即“传，乘之名也”。肝病传脾，必为肝之实证，肝病邪盛。因肝实则传，虚则不传；脾虚则受，实则不受。故尤在泾言：“脏邪唯实则能传，而虚则不传；脏病唯虚则受之，而实则不受。”可见肝病传脾，为肝之实证。此“治未病”，为既病防传。
第2段：论肝虚治法，虚实异治。肝虚治法为“补用酸，助用焦苦，益用甘味之药调之”。此主要是根据《内经》五行理论，从脏气性情的苦欲补泻立法。治疗肝虚之病，当首选酸味药，因酸味入肝，故以本脏之味直补本脏。其次用苦味药，因肝虚多为阴虚，每有虚火，苦味药具泻火之功；但药味过苦易气燥伤阴，故将苦味药略炒而为“焦苦”。“焦”气近辛，又可顺肝性疏散之用。最后用甘味药补益调之。因甘味可缓肝性之急；酸甘相合可以化阴，且不致纯酸气烈伤肝；甘味补脾可以养肝。合之共为治肝的要妙之法。此用于肝之虚证，故言肝虚则用此法，实则不再用之。
第3段：论虚实治法不同，以作总结。“虚虚”，前“虚”字为形容词，作使动用法；后“虚”字为名词，指虚证。“虚虚”即勿使虚证虚，亦即虚证不可用泻法。“实实”即勿使实证实，亦即实证不可用补法。当补其不足，损其有余，即虚证用补法，实证用泻法。引经文以作结语，告后之学者。
对“酸入肝……则肝自愈”十五句，尤在泾认为“疑非仲景原文，类后人谬添注脚，误入正文”。但从整条原文看，其思想来自《素问·玉机真脏论》，它从五脏五行立论，确有一脏病涉多脏的记载，如“肝受气于心，传之于脾，气舍于肾，至肺而死”。为言逆传致死的脏病。此十五句，意在解释为补脾后通过五脏制化而使肝气盛，则肝虚自愈。故十五句可作为仲景从人体内部脏腑相关的整体观念出发，依据五行生克制化之理，为调补助益之法，从多个脏腑进行治疗，以达治疗肝虚的目的。
对“助用焦苦”之“焦”。“焦”为五臭之一，属气味，多用于诊断，如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：“肝臭臊，心臭焦，脾臭香，肺臭腥，肾臭腐。”《尚书正义》说：“火性炎上，焚物则焦，焦是苦气。”可见五臭为用鼻嗅之，非五味用舌知之。论治法，多从五味，故此“焦苦”主要以苦味为主。
二、养生与发病
夫人禀五常［1］，因风气［2］而生长，风气虽能生万物，亦能害万物，如水能浮舟，亦能覆舟。若五脏元真［3］通畅，人即安和。客气邪风［4］，中［5］人多死。千般疢难［6］，不越三条：一者，经络受邪，入脏腑，为内所因也；二者，四肢九窍，血脉相传，壅塞不通，为外皮肤所中也；三者，房室、金刃、虫兽所伤。以此详之，病由都尽。
若人能养慎，不令邪风干忤［7］经络；适［8］中经络，未流传脏腑，即医治之。四肢才觉重滞，即导引［9］、吐纳［10］、针灸、膏摩［11］，勿令九窍闭塞；更能无犯王法［12］、禽兽灾伤，房室勿令竭乏，服食［13］节其冷、热、苦、酸、辛、甘，不遗形体有衰，病则无由入其腠理。腠者，是三焦［14］通会元真之处，为血气所注；理者，是皮肤脏腑之文理［15］也。
“禀”，徐、沈注本及《医宗金鉴》均作“秉”。“才”，赵刻本作“儳”。
［1］人禀五常：禀，承受、承蒙、遵循之意。五常即五行。《礼记·乐记第十九》：“合生气之和，道五常之行。”郑玄注：“生气，阴阳也；五常，五行也。”
［2］风气：指自然界的气候。
［3］元真：为元气或真气。此指人的正气。《灵枢·刺节真邪》：“真气者，所受于天，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。”
［4］客气邪风：外来者曰客，不正者曰邪，指外来的不正常气候。
［5］中：读去声。伤害之意。
［6］疢难：疢，《尔雅》“疢，病也”；难，读去声。疢难，指病患灾难。
［7］干忤：干，《说文解字》“干，犯也”。忤，违逆，不顺从。干忤，侵犯之意。
［8］适：适逢，刚才之意。
［9］导引：《一切经音义》“凡人自摩自捏，伸缩手足，除劳去烦，名为导引；若使别人握搦身体，或摩或捏，即名为按摩也”。
［10］吐纳：即吐故纳新，为一种缓慢吸气，下沉丹田，满腹后停顿，再缓慢呼出，并结合形体运动，养生防病治病的功法。《庄子·刻意》：“吹呵呼吸，吐故纳新，熊经鸟申，为寿而已。”又道书云：“口吐浊气曰吐故，鼻纳清气曰纳新。”
［11］膏摩：也称摩膏，即将膏药涂擦在体表一定部位，再施以推拿手法的外治方法。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记载的“丹参赤膏”“五物甘草生摩膏”的运用。
［12］无犯王法：王法，即国家法令。古代王法中常有体罚规定。无犯王法，即遵守国家法令，免受刑罚伤害。
［13］服食：即衣服、饮食。《灵枢·师传》：“食饮衣服，亦欲适寒温。”
［14］三焦：六腑之一，有多种解释。这里是指气血、津液流过的道路。
［15］文理：文，通“纹”。《医宗金鉴》：“理者，皮肤脏腑，内外井然，不乱之条理也。”
从人与自然论养生与发病的重要性。
人生活在自然界，秉承天地间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的运化而生，仰仗自然界赋予的条件而成长。大自然虽能使万物生长，亦能伤害万物，如水能浮舟，亦能使舟倾覆。假若人能保持五脏元真之气通畅，则平安健康。外来的致病因素侵犯人体，可引起疾病，甚至导致死亡。说明人与自然密切相关，保持正气旺盛，适应自然界的变化，可预防疾病。即养生可以防病。
疾病发生发展虽千变万化，但归纳起来不外三条：一是经络受外邪侵犯，深入脏腑，脏腑为里，此由外传内的发病，称为“内因”；二是皮肤受邪，仅在四肢九窍、血脉间相传，使气血壅塞不通，未深入脏腑之里者，称为“外因”；三是因房室、金刃、虫兽所伤，人为造成者，称为“不内外因”。以此法分类，一切病情皆可包括。
“养慎”，为人养生防病总的原则，即养生养性、谨慎处事、善待生命，具体方法如下。①防止外邪侵入：慎起居，避风寒，保养正气，不使外邪侵犯经络。即“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”之意。②有病早治：适中经络，未流传脏腑，即医治之，不使疾病深入发展。③采用多种方法治疗：身体稍有不适，四肢刚觉重滞，即采用导引、吐纳、针灸、膏摩诸法，及早驱邪外出，不使其深入发展，致九窍闭塞。④防止意外伤害：遵守国家法令，免受刑罚、禽兽虫蛇等灾祸伤害。⑤注意起居饮食：要节制房事，不淫欲过度，使精气竭乏；注意饮食，不偏嗜好味、过冷过热；及时调换衣服适应气候；起居适合养生。总之，不遗留形体虚损情况，病邪则无法入侵腠理。“腠”为肌腠，属膜部，裹结肾系之膜，三焦之膜，而与肌腠之膜其气相通，卫气出下焦，故云腠是三焦通会，元真之气通达之处，血气可以流注到达。“理”是皮肤、脏腑的纹理。此“腠理”泛指人体皮肤肌表。
仲景三因与陈无择三因不同。陈氏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·三因论》说：“然六淫，天之常气，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，内合于脏腑，为外所因。七情，人之常性，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，外形于肢体，为内所因。其如饮食饥饱，叫呼伤气，尽神度量，疲极筋力，阴阳违逆，乃至虎狼毒虫，金疮踒圻，疰忤附着，畏压溺等，有悖常理，为不内外因。”可见陈无择的三因，不从病邪到达的部位分内外，而是以致病因素分内外，六淫为外因，七情是内因，与现代中医学的病因分类法相同。而仲景三因，以病邪侵犯到达的部位分内外，侵入脏腑，为内因；未入脏腑，仅在躯壳之间为外因。仲景提出的三因，对陈无择“三因论”有重要影响。至于最根本的发病原因，仲景更重视内在的正气。
关于“腠理”与“三焦”的问题，注家说法不一。原文虽已做了解释，“腠者，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，为血气所注；理者，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”。但仍不明白，因为“三焦”亦各有说法。本书据唐容川的观点，陈修园、柯韵伯、张锡纯为有创新精神、对仲景之学研究深厚的大家，均持此说，比较有理明白，故从之。
上条从脏腑间既病防传谈重视整体观念，本条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谈养生防病重视整体观念，均体现着“治未病”的精神，本条更突出了养生的意义。
三、自然气候常有太过不及
问曰：有未至而至［1］，有至而不至，有至而不去，有至而太过，何谓也？师曰：冬至［2］之后，甲子［3］夜半少阳［4］起，少阳之时阳始生［5］，天得温和。以［6］未得甲子，天因温和，此为未至而至也；以得甲子，而天未温和，此为至而不至也；以得甲子，而天大寒不解，此为至而不去也；以得甲子，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，此为至而太过也。
“少阳”之“阳”字原本为“阴”字，今据《医统正脉》本改。“天未温和”下，俞本有“此”字，如上原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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